拓展石窟寺考古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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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石窟寺考古研究方法

发布时间:2021-07-21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陆航 段锦航

  石窟寺作为艺术的综合体,承载着灿烂文明,维系着历史文化,蕴含着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最有力见证。针对我国石窟保护与研究的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作为中西交通“咽喉之地”,敦煌在欧亚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表示,敦煌考古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在敦煌莫高窟以内,要将视野扩大到莫高窟周围的环境和历史发展进程,才能真正认识莫高窟。因此,研究周边的汉长城遗址、阳关遗址等对敦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相较以前,现在技术更加进步,利用三维激光扫描等先进科技考古技术,敦煌考古前景广阔。

  敦煌石窟是对中古时期千余年时间历代敦煌人宗教信仰活动的图像记载,是敦煌最具特色的历史形象之一。“形象史学”作为新兴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论和全新的历史观察视角,其最基本的前提是作为研究对象即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形象”资料的客观存在及其丰富性。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沙武田将敦煌石窟和“形象学”结合进行研究,并对洞窟和壁画作了历史性阐释。随着时代的发展,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会在技术和理念方面日臻成熟。

  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问题研究,始终是学界长期关注的基础性课题。一直以来,莫高窟洞窟以伯希和编号、张大千编号、史岩编号和敦煌研究所编号四家最具代表性。受时代限制,加之研究方法各异,诸家编号各自独立,且错乱讹误之处较多,导致这一问题成为敦煌学研究领域极为冗繁复杂的课题之一。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张宝洲,对有关石窟编号的错讹问题做了对照校勘与整理,逐一查纠诸家编号中的问题,并以校勘学、图像学的方法分析、研究予以补正。

  张宝洲表示,2007年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汉译本出版,标志着敦煌莫高窟早期考古文献资料全部出齐,标志着莫高窟考察文献资料走出了在猜测中进行研究的误区。这为重新编撰诸家编号对照表提供了客观条件。转变“一窟一号”的结论性对照理念,既重结果,更要重过程,将“编号—编号对照—文献”的编制方法转变为“文献—编号对照—编号”。从考古文献入手,以文献记录作为证据支撑,争取做到彻底解决诸家编号“对不准”的状态,解决各石窟编号背后考察成果的系统链接、贯通问题,使其成为便于检索的完整历史文献系统。

  位于重庆的大足石刻,是人类石窟艺术史上的丰碑。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米德昉表示,当前,在研究和保护大足石刻工作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整体成果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不尽如人意。主要体现在:研究视野狭窄,方法单一,偏重于宗教、艺术、考古学等研究方向,历史、社会、民族等其他领域研究相形见绌,缺乏比较研究;创新型成果欠缺,缺乏高质量的创新型、开拓性和深度性整体成果,相关报告、论文、著述也偏少等。因此,在今后的考古研究中,既要定位研究视野,也要兼顾地域性与时代性,注重跨学科互动、比较与整合研究。

  石窟寺文化遗产承载、延续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副教授董华锋建议,石窟寺考古有必要充分借鉴历史考古其他领域的相关材料及方法,如墓葬考古、建筑考古、手工业考古。建立完善的考古学序列是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基本任务,石窟铭刻材料的深入研究有待加强,特别是要充分吸收金石学著作,多角度融合研究学术视野。“展研互促、以展促教”是拉动佛教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窟前遗址勘探、发掘是破解“知窟不知寺”的必要之举。(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段锦航)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7月19日第22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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